金門從休戰到享太平

壹、序言

金門自1949年起受到國共內戰的危害，而在1956年後長達36年的戰地政務軍管歲月裡，長輩們被長期禁錮，其正常生活在極權下被破壞，在壓力及惶恐下度日如年，飽受煎熬，留下沉重的身心創傷。今年戰地政務七十周年，國民黨在金門要塑造的是集體思維扭曲，這並不是否定當年軍民防衛的歷史意義，而是承認同一套制度既可能具有安全功能，也可能對居民權利造成長期代價。只有讓不同世代的記憶都能被公開討論，和平倡議才不會建立在集體失憶之上，也能避免把歷史再次工具化為政黨對抗。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居民想要戰爭，特別是在受盡折磨的金門，我相信所有金門鄉親都不想再受苦受難。無奈的是，即使金門目前處於內戰中的休戰狀態下，兩岸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卻愈來愈高，我們要想辦法令金門不再被危及。居民的厭戰偏好並不等於對國家安全無感，而是出自對戰爭成本的直接理解。對曾經歷砲擊、軍管或家庭離散的社群而言，「避免再戰」本身就是一種合理的安全需求。政策應正視這種地方經驗，將其轉化為更具體的預防措施，而不是把厭戰訴求簡化為軟弱或投降。若中央與地方能共同建立危機預警、居民疏散、跨境人道機制與局部降階程序，便能讓厭戰價值轉化為制度性的風險治理。

金門民眾當然都珍惜金門，也習慣了看似平靜安穩的生活，不過，除了兩岸關係愈趨緊張外，美中對立正在惡化中，東亞地緣政治風險急增，金門現狀能否長久維持，成了個大問號。在地緣政治快速變化的情況下，最大的問題往往不是能否精確預測某一天會不會發生戰爭，而是現有制度是否足以處理突然變差的情境。金門應以「不把和平當作理所當然」的態度建立備援，即使維持交流，也要準備交通中斷與物資不足；即使維持防衛，也要設計降階與溝通機制。這種同時為最壞情境做準備、又努力降低其發生機率的做法，才能避免政策在樂觀與恐慌之間反覆擺盪。

台、澎從沒有發生過國共內戰，兩岸要解決的是目前福建省內戰框架下的終戰問題。若採此種「福建內戰框架」作為政策起點，必須特別說明它是一種規範性與法律與政治主張，而非各方已共同接受的歷史定義。其可能優點，是嘗試把金門問題與台灣本島的政治終局切割，尋找局部終戰空間；其風險則是對岸可能利用此框架重新定義主權與管轄。因此，任何討論都應先確認不會因局部安排削弱現有居民權利與台北治理，再評估其作為談判架構的實際效用。

一個可行的方式是先協議福建終戰，後金廈非軍事化。從政策順序上看，「先終戰、後調整軍事部署」比單方面先撤軍具有較高的可控性。終戰協定若能先確認相互不使用武力、特定區域活動限制、通報程序與監督方式，後續的兵力調整才有制度基礎；反之，若先完成不可逆的單方面撤軍，再等待對方回應，談判籌碼與安全保障都大幅下降，這也是過去台灣政界及學界關於非軍事區的倡議被咎病的地方。因此，若要推進這項主張，應把「對等履約」與「分階段生效」列為核心原則。

貳、「備戰避戰」與「求和避戰」

一、金門為何重新成為兩岸安全焦點

金門在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之前有跨國議員到金門前線去感受，國際上都擔心金門會成為下一個克里米亞。這種憂慮之所以值得正視，不只因為金門距離對岸極近，更因其同時承載軍事前沿、兩岸交流門戶與地方生活空間三種功能。對金門居民而言，安全議題卻不是抽象的國際政治，而是交通、就業、財產與家庭生活能否維持的日常問題。因此，金門的安全不能只用「守或不守」的二分法理解，而必須同時處理嚇阻、危機管理與居民生活延續。

中央政府既不能把所有事件一律軍事化，也不能僅以一般治安事件處理。對金門而言，真正困難的是如何在第一時間分辨人道需求、犯罪活動與可能具有政治目的的灰色地帶操作，並建立海巡、警政、移民、社政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作機制。這也說明金門安全治理需要比台灣本島更細緻的分級應變與跨部門協調。

「備戰避戰」與「求和避戰」並非絕對對立的戰略選項，而是對威懾有不同側重點的回應方式。前者強調透過軍事準備提高對方改變現狀的成本，用以維持現狀；後者則側重以對話與再保證去降低誤判風險，創造議價空間並避免衝突升級。從學術角度看，兩者皆源自現實主義對無政府體系與權力不對稱等等的基本假設，但在邏輯、風險評估與適用條件上存在明顯差異。近年的一些研究指出，純威懾或純再保證都可能失效，有效策略往往需要兩者的審慎結合，且其成敗高度依賴時機、受眾心理、身份政治與信號可信度等因素（Gartzke and Lindsay, 2024; Fu, 2025; Zheng, 2025）。接下來從概念界定、理論對話、比較分析與台灣脈絡四個層次展開討論，大家並不須要預設「武力準備越多越安全」或「對話越多越和平」，而是把兩者視為可以依情境調整比重的政策工具。真正值得檢驗的是：什麼樣的軍事準備能提高攻擊成本而不致製造過度刺激？什麼樣的對話與再保證能降低誤判，又不會被解讀為單方面退讓？若把這些問題放回金門，分析焦點就會從政黨口號轉向制度條件、受眾反應與地方承受能力，進而為後續「第三條路」的討論建立共同衡量標準。

二、概念界定與理論根基

「備戰避戰」的核心，是以足夠的防衛能力提高對手發動戰爭的成本，使其不敢輕啟戰端。此一思維源自威懾理論（Schelling, 1960; 1966）與結構現實主義（Waltz, 1979）。對台灣而言，真正有效的備戰，不只是增加武器數量，而是建立分散、韌性與持續作戰能力，使對手無法快速、低成本達成政治目標。然而，軍事強化若缺乏危機溝通與清楚的防禦訊號，也可能被對方解讀為敵意，反而令安全困境惡化。

「求和避戰」則著重透過對話、再保證與制度化安排，降低敵意與誤判，創造和平協商的空間。相關研究指出，再保證並不等於放棄威懾，而是向對方傳達：「如果你停止施壓，我方也不會進一步威脅你（Treisman, 2004; Huang, 2025）」。因此，可行的求和政策不應建立在單方面讓步，而應從危機熱線、海上執法規則、交流合作與相互克制等具體措施著手，以可驗證、可回復、互惠的方式逐步累積互信。簡言之，「備戰避戰」著重提高戰爭成本；「求和避戰」著重降低戰爭動機。真正穩定的和平，需要同時處理「對方打不打得贏」與「對方為何要打」兩個問題。

三、「備戰避戰」的優勢與局限

「備戰避戰」的主要優勢在於政策訊號清楚，也較容易取得國內政治支持。透過強化國防、民防與國際安全合作，政府可以向外傳達「攻擊將付出高昂代價」，向內則塑造「以準備戰爭來避免戰爭」的公共責任。相關研究亦指出，軍事準備在危機情境中具有一定的威懾效果（Gartzke & Lindsay, 2024; Chen, 2025），但其風險同樣明顯。首先，防禦性軍事部署未必會被對手視為防禦，反而可能被解讀為敵意，形成安全困境與軍備競賽。其次，在兩岸軍力高度不對稱的情況下，單靠持續增加軍事投入，未必能建立足以承受全面衝突的嚇阻能力。若能力、意志與政策目的彼此不一致，威懾本身也可能失去可信度（French, 2022; Eikenberry, 2025）。因此，「備戰避戰」不能簡化為增加國防預算或展示武力。真正有效的備戰，還必須包括後勤韌性、民生備援、決策指揮、危機溝通與外交出口。若軍事強化缺乏降溫與退場機制，原本為避免戰爭而採取的措施，反而可能提高誤判與意外衝突的風險。

四、「求和避戰」的優勢與風險

「求和避戰」的主要優勢，在於降低誤判、減少敵意，並為危機留下可退場的空間。台海衝突不只是軍事能力競爭，也涉及身份認同與安全感知；單靠威懾未必能消除對方的存在性焦慮，再保證則有助於降低「若不行動就會失去核心利益」的認知，增加妥協可能（Zheng, 2025）。再保證能否發揮效果高度取決於時機與受眾，因此求和並非單純釋放善意，而是需要精準設計的危機管理工具（Fu, 2025）。

對金門而言，求和避戰更具有實際政策空間。海上執法、漁業、旅運、人道救援與日常交流等低政治敏感度議題，都可以成為累積互信的起點。這些安排不必一次解決兩岸政治爭議，而是先降低第一線摩擦與意外升級的可能，並為雙方建立可以停止升高、保存顏面的「下台階」。

其主要風險則在於，求和容易被外界解讀為軟弱或單方面退讓。若缺乏實力基礎、對等回應與可驗證成果，不僅可能鼓勵對方持續施壓，也容易在台灣內部引發政治疑慮（Huang, 2025; Freeman, 2025; Miall, 2025）。因此，可持續的「求和避戰」應建立在「可逆、對等、可驗證」三項原則之上：我方善意可以依對方行動調整；對方必須提出相稱的克制；和平措施也必須產生民眾看得見的航安、執法、交流與民生改善。只有如此，求和才能從抽象政治口號，轉化為可以評估、可以監督的公共政策。

五、比較與條件性分析

「備戰避戰」與「求和避戰」並非互斥，而是適用於不同風險情境。當主要威脅來自對方利用軍事優勢進行施壓時，強化防衛與拒止能力較為重要；當主要風險來自敵意累積、溝通中斷與誤判升高時，對話與再保證則更具政策價值。近年研究因此多主張採取「威懾＋再保證」的混合策略：以防衛能力守住底線，同時透過溝通與制度安排避免危機失控（Gartzke & Lindsay, 2024; Eikenberry, 2025; Zheng 2025）。

實際政策上，兩種工具應依情勢彈性配置。平時以交流、資訊透明與制度化溝通維持互信；灰色地帶壓力升高時，提高執法與防衛準備；進入軍事危機後，則一方面維持拒止能力，一方面保留危機溝通與降階機制。政策重點不應是爭論哪一條路線絕對正確，而是判斷何種工具最能降低當下的戰爭風險。

對金門而言，問題尤其具體，金門既面臨兩岸武裝衝突風險，也承受海上執法、交通中斷、觀光衰退與民生不確定性。金門的安全政策不應只是複製台灣本島的軍事邏輯，而應從居民生活與前線風險出發，在必要防衛之外，優先建立溝通、降溫與避免意外衝突的制度，使國家安全與地方和平不再成為二選一。

「備戰避戰」與「求和避戰」都以避免戰爭為目標，差別在於前者著重以實力提高戰爭成本，後者則強調以對話、再保證與制度安排降低敵意與誤判。兩者都不是萬靈丹，真正關鍵在於不同情境下，何種政策工具最能有效降低衝突風險。

金門正是檢驗兩種路線的重要案例，金門既有駐軍、戰地歷史與地緣安全壓力，也有小三通、跨境往來與金廈生活圈等高度密切的社會連結。對金門而言，安全政策不能只計算軍事能力，也必須考慮居民生活、經濟交流與意外衝突的成本；同樣地，追求交流與和平，也不能忽視權力不對稱與安全風險。我們會闡釋兩種戰略在金門的適用性，並提出兩者都轉化成「棄戰待降」及陳玉珍的「避戰迎降」，我們則提出「終戰免降」這一路線。

因此，金門真正需要討論的，不只是「要備戰還是要求和」，而是能否建立一套既降低戰爭風險、又保障居民安全與正常生活的制度安排。以下將進一步從政黨戰略演變與實證資料出發，檢視不同避戰路線，並思考金門可能採取的方案。

參、國民黨：從「備戰出戰」到「求和避戰」

中國國民黨的兩岸戰略，歷經蔣介石時期的「備戰出擊」、李登輝時期的「備戰避戰」，再逐步轉向鄭麗文更強調對話與降低衝突風險的「求和避戰」。這並非單純由強硬走向溫和，而是隨著兩岸軍力對比、國際環境、民主化與戰爭成本改變，重新界定國家安全與兩岸現狀。不同時期的政策目標也隨之改變：蔣介石時期以「反攻大陸」、改變現狀為目標；李登輝時期逐漸轉向維持「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的安全與存續；進入馬英九及其後的國民黨路線後，則更加重視降低敵意、維持交流與避免兩岸衝突。

金門正是這項戰略轉變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它曾是「反攻大陸」的軍事前線與戰爭堡壘，後來逐步成為小三通、兩岸交流與和平倡議的重要平台。換言之，金門的角色已由「戰爭前線」逐漸轉向「和平前線」。以下將依序檢視國民黨不同時期的兩岸戰略，說明其如何從追求戰爭勝利，轉向嚇阻戰爭，並進一步走向以對話與制度安排降低戰爭風險。

一、蔣介石時期：「備戰出戰」的現實主義邏輯

1949年政府遷台後，國民黨仍以「反攻大陸」為核心目標，軍事準備不只是為了防守，更是為了保留主動改變現狀的能力。金門因此被定位為「反攻大陸」的前進基地與政治象徵，1958年八二三砲戰更使「堅守金門、以戰止戰」成為當時國家安全敘事的重要核心。這套戰略反映了以軍事力量實現政治目的的現實主義流派的思維。然而，隨著美國政策逐步轉向維持台海現狀、中共軍事能力提升，以及反攻成本不斷增加，實際政策也逐漸由「準備出擊」轉向「防禦性備戰」（李立、溫天鵬，2020）。金門因此從反攻跳板，逐步轉變為必須守住但不宜作為主動升高衝突工具的軍事前線。

這段歷史也為金門留下深刻代價，長期戰地政務、軍事管制與全民動員，使地方發展服從於國家軍事需求。對金門而言，八二三的歷史意義不應只有「戰爭勝利」，更應包括一個基本教訓，金門人民曾為國家戰略承擔遠高於其他地區的戰爭風險，因此「不要再讓金門成為戰場」本身就是地方安全政策不可忽視的歷史基礎。

二、李登輝時期：「備戰避戰」的結構調整與威懾轉向

李登輝時期最大的戰略轉變，在於軍事力量的目的由「反攻大陸」逐步轉向「防止對方以武力改變現狀」。隨著民主化、國際環境改變與台灣政治認同轉型，國家安全的核心逐漸由追求統一，轉向維護台澎金馬既有政治體制與人民安全（李福鐘，2023）。軍事準備因此由進攻工具轉化為嚇阻工具，其邏輯是提高對方動武成本，以「備戰」達成「避戰」（Schelling, 1960; 1966）。但這套戰略同樣面臨安全困境，當主體論述、外交行動與軍事部署被對方解讀為改變現狀的訊號時，原本用於防衛的措施也可能提高敵意與危機風險。

對金門而言，這一時期則是由「戰地」走向「休戰社會」的重要轉折。1992年戰地政務終止後，地方自治、觀光、交通與民生發展逐漸取代單一軍事需求，金門開始從國家軍事前線重新轉型為居民生活的家園。這也為後來小三通與兩岸交流創造條件，使金門的功能逐漸由軍事堡壘走向和交流的前沿。

三、馬英九至鄭麗文時期的「求和避戰」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國民黨的兩岸政策進一步將「避免戰爭」置於核心位置。馬英九政府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及「不統、不獨、不武」為政策基礎，推動制度化協商、經貿往來與人員交流，試圖透過穩定互動降低敵意與衝突機率。對金門而言，這項轉變具有直接而具體的影響。小三通、觀光、經貿、就學與家庭往來，使兩岸和平不再只是中央政府的外交口號，而成為居民每天可以感受到的交通、就業與生活利益。

金門也因此逐步從「軍事前線」轉化為「交流前線」。近年的國民黨論述則進一步強調「求和避戰」，主張除維持必要防衛外，更應透過對話與再保證降低戰爭風險。相關論述指出，有效威懾不能只有軍事威脅，也必須讓對方知道停止施壓後存在和平出口（Treisman, 2004; Mazarr et al., 2018; Gartzke & Lindsay, 2024）。

「求和避戰」不能等同於無條件交流或單方面讓步。經濟互賴可能創造和平利益，也可能形成新的依賴與施壓工具。因此，真正具有可持續性的求和政策，仍必須具備對等、可驗證與可回復的制度設計，並保留必要的安全與政策自主能力。

從「備戰出戰」、「備戰避戰」到「求和避戰」，真正改變的並不只是國民黨的兩岸語言，而是對戰爭成本與金門角色的重新理解。金門曾是反攻的跳板、嚇阻的堡壘，如今則有條件進一步成為降低兩岸敵意、建立和平制度的試驗場。

四、金門脈絡下的戰略轉變：從戰地堡壘到交流樞紐

金門曾是兩岸軍事對峙的最前線，1958年八二三砲戰後，「堅守金門、以戰止戰」成為重要的國家安全敘事，金門也長期被定位為軍事堡壘與反攻前進基地。然而，這套前線體制同時使地方土地、交通、建設與居民生活高度服從軍事需求。從國家戰略看，金門是成功守住的前哨；從地方社會看，金門居民也長期承擔了戰爭風險與軍事化生活的成本。

隨著戰地政務終止、小三通開放與兩岸交流增加，金門的角色逐步由「軍事前線」轉向「交流前線」。2026年八二三砲戰68週年之際，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金門進一步提出「從戰地堡壘走向交流樞紐」的主張，強調透過恢復兩岸對話與交流降低緊張，並賦予八二三新的政治意義：紀念戰爭，不只是為了證明必須備戰，更是因為理解戰爭代價，而更有責任避免戰爭重演（中央社，2026b）。「交流樞紐」不能停留在象徵與口號，真正的政策問題，在於如何將和平轉化為可持續的制度，包括降低海上與邊境意外事件、建立危機溝通機制、強化跨境民生合作，以及保障居民在危機期間的交通、醫療與物資安全。

金門真正面對的並非「和平」與「防衛」二選一，而是如何建立適合前沿地區的安全治理模式。金門距離廈門極近，又與對岸存在密切的生活與經濟聯繫，其安全政策不能只是台灣本島防衛政策的縮小版，而應更重視危機降溫、民生備援、地方協議與制度化溝通，使金門從可能首先承受戰爭代價的前線，逐步轉型為降低兩岸衝突風險的和平節點。

五、國民黨金門政策的演變

國民黨對金門的政策，呈現出一條明顯的制度轉型軌跡：從戰地政務下的軍事堡壘，走向地方自治，再透過小三通轉型為兩岸交流節點，近年則進一步提出「交流樞紐」的政策想像。金門因此不只是中央兩岸政策的執行地，也透過地方民意、產業需求與歷史經驗，反過來影響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1. 戰地政務與軍事堡壘

1956年起，金門實施戰地政務，形成軍政一體、軍民一體的治理模式。地方行政、交通、土地、建築與居民生活高度服從戰備需求，金門成為國民黨「反共復國」戰略的重要軍事堡壘（Szonyi, 2008）。

這套制度在高度軍事威脅下提高了動員效率，卻也使地方自治與居民權利長期受到限制。金門的安全，往往以犧牲部分正常生活為代價，也因此留下深刻的戰地記憶與社會創傷。

2. 終止戰地政務與地方自治

1992年11月7日，金門正式終止戰地政務，象徵軍事治理開始退出地方生活。隨著民主化與地方自治恢復，金門逐步從「國家戰略前線」轉型為具有自身發展需求的地方社會。此後，地方政治的核心議題開始由軍事動員轉向交通、觀光、土地、產業與兩岸交流。這項轉型的重要意義，在於重新界定國家安全與地方自主的邊界：金門不再只是被中央決定用途的前線，而開始爭取參與自身發展方向與風險選擇。

3. 小三通與交流樞紐

2001年小三通啟動後，金門的地理位置開始由軍事弱點轉化為交流優勢。人員、貨物、觀光與家庭往來日益增加，馬英九政府時期更進一步擴大兩岸交流，使金門逐漸形成金廈之間的重要交通與生活節點。

小三通為金門帶來觀光、商業與交通收益，也讓休戰的效益具體進入居民日常生活。然而，交流同時形成新的依賴。當疫情、政治衝突或政策改變造成往來中斷，地方經濟便可能迅速受到衝擊。因此，交流可以創造休戰紅利，但不能成為金門唯一的發展支柱。

4. 當代「交流樞紐」論述與走向地方休戰治理

進入2020年代，國民黨進一步將金門定位為「求和避戰」的前沿。2026年八二三砲戰68週年，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提出讓金門「從戰地堡壘轉化為交流樞紐」，嘗試將過去的戰爭記憶轉化為推動和平的政治資源。

「交流樞紐」若要成為真正的公共政策，就不能只停留在交流與象徵層次，而必須形成具體制度。至少應包括三個面向：建立海上執法與突發事件的固定溝通機制；提升交通、醫療、供水與物資等民生韌性；以及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持續發展觀光、教育、文化與產業交流。和平因此不應被理解為單純降低防衛，而是透過制度化安排降低誤判與戰爭誘因，同時保留必要的自我保護與政策選擇能力。

整體而言，國民黨的金門政策已由「以金門為跳板改變現狀」，轉向「以金門為緩衝維持現狀」，再逐步提出「以金門為樞紐降低衝突」的構想。這項轉型並非單純的去軍事化。區域緊張升高時，中央仍會強調金門的戰略價值；交流深化時，地方社會則更要求穩定往來與正常生活。金門因此始終處於國家安全與地方和平需求之間。

未來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套讓金門居民能參與安全決策、讓和平措施可以驗證、讓危機具有退場機制的前沿治理制度。只有如此，金門才能真正由「被保衛的前線」，轉型為「能夠主動創造和平的地方」。

肆、民進黨：從和平倡議到「備戰避戰」

一、從主權宣示走向「備戰避戰」

• 1.和平倡議

民進黨的兩岸安全政策，歷經從台灣主體性、和平倡議到「備戰避戰」的轉變。其當代核心邏輯，是在不接受「九二共識」與「一中原則」作為政治前提下，透過不對稱防衛、全民防衛、國防自主與國際安全合作，提高對岸以武力改變現狀的成本，以「實力」達到嚇阻戰爭的目的。

這套戰略在台灣本島具有相對清楚的安全邏輯，但放到金門，問題更加複雜。金門既是八二三戰役的歷史前線，也是今日海警、海巡與灰色地帶摩擦最直接的接觸地區；金門既具有國家安全價值，也與廈門形成密切的交通、民生與社會往來。因此，民進黨的「備戰避戰」能否真正保障金門，不能只看軍力與國防預算，也必須檢驗居民安全、危機降溫與地方韌性。

民進黨早期兩岸政策主要強調台灣主體性。陳水扁政府初期以「四不一沒有」維持現狀，但後期主權論述與公投爭議使兩岸緊張升高。「備戰」與「避戰」尚未形成完整而一致的政策體系。

蔡英文政府之後，這一路線逐漸制度化。政治上強調維持現狀，軍事上則提高國防投入、發展不對稱作戰，並強化與美、日等外部夥伴的安全連結。其核心思維，是避免主動改變現狀，同時讓對方無法低成本以武力改變現狀。

蔡政府並非毫無限制地追求軍事能力最大化。以「雲峰」等長程精準打擊能力的政策爭議為例，可以看到政府在「拒止嚇阻」與「避免過度刺激北京」之間曾存在權衡。公開資料無法證實蔡政府曾正式「取消雲峰」，但相關爭議顯示，台灣安全政策並非只有增加武力一條軸線，而始終面臨「嚇阻是否會反過來加劇安全困境」的問題。

賴清德政府則進一步強化「以實力確保和平」的論述。2026年八二三戰役68週年，賴清德在金門提出「和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並將國防自主、新興軍事科技、全民防衛與提高國防投入作為維持和平的重要基礎。

因此，民進黨當代的和平邏輯，可以概括為：不是先降低軍事存在換取和平，而是先建立足以拒止侵略的能力，再以此維持現狀。

• 2.「備戰避戰」的理論與政策邏輯

民進黨的安全戰略接近「拒止式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對方就算動手，也達不成目標。登陸過不來、封鎖封不緊、快速佔領做不到，代價高到划不來，於是打消念頭。台灣不需要在整體軍力上超越中國，而是必須使封鎖、登陸或快速奪取台灣的行動難以成功，並付出足以令人卻步的代價。因此，真正重要的並不只是武器數量，而是軍事力量能否分散、生存、持續作戰。

中國不一定一開始就登陸。更可能先封鎖、斷電、斷網、打港口、製造恐慌，等社會先垮。軍隊還能打，但電沒了，指揮、醫院、供水都會停；通訊斷了，政府發不出指令、假訊息會先贏；港口與交通停了，糧食燃料進不來；醫療與行政體系垮了，民心比前線先崩潰。這時「軍事拒止」就失敗了——不是因為灘岸守不住，而是社會先撐不住，政治目標已經達成。所以這段把「備戰」從國防部業務擴大成：軍隊能不能打 + 社會能不能在打擊和封鎖下繼續運轉。後者就是近年「全社會防衛韌性」要補的那一塊。換言之，「備戰」不只是軍隊能不能打，也包括整個社會能不能撐住。

不過，威懾同時存在安全困境，一方認為具有防禦性的軍事強化，可能被另一方視為敵意甚至進攻準備，引發更密集的軍演、海警活動與灰色地帶施壓。因此，「備戰避戰」若只有軍事能力而缺乏危機溝通、政治訊號與降階機制，也可能形成「越備戰、越緊張」的惡性循環。

真正成熟的嚇阻政策，因而必須同時具備兩種能力：讓對方知道「你不能低成本改變現狀」，也讓對方知道「只要停止升高，我方同樣不會無限升高」。備戰與危機管理必須同時存在，才能降低誤判。

金門是民進黨「備戰避戰」最容易受到現實檢驗的地方。對中央而言，金門是八二三戰役的歷史象徵，也是中共海警與灰色地帶活動的第一線，因此不能成為整體國防體系中的「真空地帶」。但對金門居民而言，安全問題並不只有「能否守住」。距離對岸極近，使金門在任何台海危機中都可能最早面臨交通中斷、醫療後送困難、物資供應壓力與居民生命安全風險。金門的防衛成效不能單純以駐軍多寡衡量。真正需要追問的是：這些部署能否增加實際拒止能力？是否增加金門成為優先攻擊目標的風險？危機發生後居民如何避難、撤離、就醫與取得物資？

金門也長期面對海警、漁船、無人機及海上執法事件。這類灰色地帶事件往往低於傳統戰爭門檻，因此需要「分層回應」：能由海巡與執法處理的事件，不應輕易軍事化；但當情勢升高時，也必須具備清楚的支援、通報與危機處理程序。對金門而言，「備戰避戰」真正需要建立的，因而是軍事防衛、民生韌性與危機降溫三者並存的前沿治理模式。

• 3.金門脈絡：歷史戰場與當代灰色地帶前線

金門在民進黨「備戰避戰」戰略中，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以實力確保和平」的歷史象徵，也是當前灰色地帶衝突的最前線。八二三戰役被賴清德重新詮釋為「軍民團結、堅定防衛才能阻止侵略」的典範，而非單純軍事勝利。他在演說中特別提到中共海警對金門水域的侵擾，將歷史記憶直接連結當代威脅，強調「天下雖平，忘戰必危」。金門因此成為民進黨路線最容易受到檢驗的地方（中央社，2026c）。若中央主張防衛意志可以阻止侵略，就必須回答前沿居民在危機發生時如何撤離、補給與維持制度；若主張灰色地帶活動是主權挑戰，也必須建立不讓日常執法輕易升高為軍事衝突的比例性回應。這些問題顯示，金門的安全不只是象徵性「寸土不讓」，更是如何把主體、居民安全與危機穩定轉化為可執行的治理方案。

跟國民黨「從戰地堡壘到交流樞紐」的敘事形成鮮明對照，民進黨政府拒絕將金門非軍事化或定位為「和平特區」。中央層級視地方「永久非軍事區」倡議為國家安全風險，擔心形成防衛缺口或統戰跳板。金門駐軍雖已大幅裁減，但仍維持必要防衛與海巡能量，以應對灰色地帶侵擾。此一立場體現「備戰避戰」的核心：金門不能成為「可被犧牲的緩衝」，而必須納入整體嚇阻體系。學術研究指出，金門的地緣特殊性使其同時具有「脆弱前沿」與「信號平台」的雙重角色——任何單方面非軍事化都可能被解讀為示弱，反而提高誤判風險（Gandil 2025; AEI相關情景分析）。賴清德選擇在金門發表「實力和平」演說，正是以歷史場域重新確認「寸土不讓」的國家意志。此一差異其實反映兩黨對「非軍事化後會發生什麼」的不同預期。民進黨較擔心軍事真空被對方利用，因而將一定程度的防衛存在視為維持現狀的必要條件；地方和平倡議者則擔心駐軍本身使金門在台海衝突中成為優先目標。

二、民進黨金門政策的路線與演變

民進黨對金門政策的演變，呈現出一條從「內部多元倡議」到「中央防衛優先」的清晰軌跡。黨內長期存在以施明德為代表的「非軍事化／和平特區」聲音，主張將金門、馬祖從軍事前沿轉化為緩衝與和平示範區；然而，在實際執政後，民進黨中央逐漸確立「備戰避戰」框架下的防衛優先邏輯，拒絕單方面非軍事化，並將金門定位為灰色地帶衝突的最前線與「以實力確保和平」的象徵場域。此一演變反映了黨內理想主義與執政現實主義的張力，也凸顯中央與地方、安全敘事與和平敘事之間的持續競合。以下從施明德時期的倡議、執政後的政策調整、理論意涵與近期實踐四個層次進行。施明德等人的倡議說明，黨內曾存在以去軍事化換取和平空間的思考；執政後的政策收斂，則反映政黨取得國家安全責任後，必須把理想主張放入軍事能力、國際承諾與法律權限中重新計算。從這個角度看，金門是觀察「在野時的和平想像」如何在執政後被安全現實修正的重要案例。

1. 施明德的非軍事化與和平特區倡議

施明德作為民進黨早期重要領袖，長期主張重新思考金門、馬祖的軍事角色。1994年10月，時任民進黨主席的施明德公開提出「金馬撤軍」與「金馬非軍事區」構想；同年10月27日，民進黨中央亦正式表示，希望透過金馬撤軍與非軍事化，創造更和平、更安定的政治條件。換言之，這並非單純個人倡議，而曾一度進入民進黨正式政策論述。

然而，此一主張立即引發金門地方疑慮。部分居民擔心撤軍意味中央降低安全承諾，甚至可能使金門在兩岸力量不對稱下更加脆弱。這顯示「撤軍」並不必然等同於和平訊號，其政治效果取決於台北、北京與金門居民如何理解。如果缺乏對等安排，單方面降低軍事存在既可能被對岸視為善意，也可能被解讀為可利用的弱點。

施明德對此議題的關注，也與其自身的前線經驗有關。他青年時期曾在小金門服役，親身經歷砲擊與軍事管制，因此特別重視「前線居民承擔戰爭成本」的問題。在他的理解中，隨著冷戰結束、軍事科技改變與兩岸互動增加，金門若仍只被定位為軍事前哨，未必能提升整體安全，反而可能使地方居民持續承擔過高的戰爭風險。

因此，施明德後來的構想並不只有「撤軍」。2003年他再次提出「兩門對開」，主張金門由反共前線轉型為觀光、交流與和平橋梁；2022至2023年間，更提出《金門、馬祖和平經貿特區條例》等草案，將非軍事化進一步與地方自治、經貿開放、居民權利與特殊治理制度結合。

這套方案的重要突破，在於把「和平」從軍事議題延伸為治理問題：金門若降低軍事功能，居民的行政、司法、社會福利、土地、金融與地方自治權如何保障？地方又是否應具有更大的發展決定權？因此，施明德晚年的方案已不只是「撤多少兵」，而是試圖重新組合和平、安全與地方自治。

其制度形式容易讓人聯想到香港的高度自治安排，但兩者的法理基礎完全不同。香港是主權歸屬確定後，由中央授予地方自治；施明德的構想則是在維持中華民國既有政治與制度歸屬下，透過特別立法賦予金馬更大的自治與和平發展空間。因此，不能將其簡化為「香港模式」。

香港經驗真正值得借鏡的，是「可信承諾」問題。任何和平或高度自治安排，如果只有政治承諾，卻缺乏清楚的權限界線、居民權利保障、監督與爭端處理機制，都可能因政治環境改變而失去穩定性。

因此，施明德方案真正值得延伸的，不應只是「先撤軍」，而是其將和平、安全與地方自治重新組合的思考。對今日金門而言，更可行的方向不是單方面非軍事化，而是先建立具備「對等、可驗證、可回復、保障居民權利」的和平框架，再逐步調整雙方軍事存在。

這也構成金門「第三條路」的重要起點：不是單方面撤軍，也不是持續強化前線軍事化；而是在維持現有政治與制度歸屬的前提下，以中央授權、地方民主同意、兩岸對等終戰與必要監督，共同建立特殊和平安排。

2. 執政期的從有限度開放到防衛優先

陳水扁執政時期（2000–2008），民進黨政府啟動「小三通」，將金門定位為兩岸交流的試點與緩衝點，但同時維持必要軍事存在（邱耀輝，2017）。蔡英文時期進一步強化防衛邏輯：在拒絕「九二共識」的前提下，金門被納入不對稱作戰與全民防衛體系，駐軍精簡但海巡能量提升，以因應中共海警與民兵的灰色地帶行動。地方「永久非軍事區」或「金廈大橋」倡議多次出現，中央則一貫採取審慎甚至反對立場，認為單方面降低軍事姿態可能形成防衛缺口或統戰跳板（koryu.or.jp, 2025; CNN, 2023）。這段演變顯示，民進黨執政後逐漸把金門視為整體台灣安全體系的一部分，而非可以獨立處理的特殊區域。優點是政策一致性較高，避免前沿地區成為防衛漏洞；但缺點是容易以本島視角定義地方需求，忽略金門的跨境生活圈與戰地創傷。若中央只用國安論述否定地方和平倡議，可能加深居民對「安全成本由金門承擔、決策卻在台北」的不滿。因此，更好的治理應是在維持必要防衛的前提下，增加地方參與與降低民生風險措施。

賴清德上任後，防衛優先邏輯更為鮮明。2026年8月23日，他在金門主持八二三戰役勝利68週年追思時，特別點出中共海警對金門水域的「灰色地帶侵擾」，強調「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台澎金馬，寸土不讓」，並明確否定「犧牲主權、委屈投降的和平協議」（中央社，2026c；自由時報，2026）。此一表述直接回應施明德與地方非軍事化訴求，顯示民進黨中央已將金門從「可談判的緩衝」重新定位為「不可妥協的防衛體系一環」。這種強調主權與防衛意志的語言，在危機時能強化社會動員，但在前沿地區也可能提高民眾對自身成為目標的焦慮。因而，政策訊號應同時包含「不退讓」與「不主動升高」兩個面向：前者確保對手不誤判台灣缺乏防衛決心，後者則降低民眾與外部行為者對失控的疑慮。若能在演說之外同步提出海上聯繫、避難、醫療後送與地方基礎設施韌性，將更能把「以實力確保和平」轉化為居民可感受的安全。

3. 再保證理想與嚇阻現實的張力

從國際關係理論看，施明德的非軍事化倡議接近「單方面再保證」路徑，試圖透過降低軍事姿態減少對方不安全感（Huang, 2025）。相對地，執政後的民進黨政策則更符合「防禦性現實主義」與當代威懾理論：在權力不對稱下，維持必要軍事與執法存在，以提高對方改變現狀的成本（Waltz, 1979; Gartzke and Lindsay, 2024）。兩者之間的張力，正是民進黨金門政策演變的核心——黨內理想主義提供了「求和」想像，執政現實主義則以「備戰」為優先。Zhou（2026）以「斷續均衡」理論指出，民進黨大陸政策同時受內部極化與外部競爭雙重制約，金門政策的「防衛優先」正是此一雙重困境的前沿表現。兩種路線的差異也可以理解為對風險來源的不同排序。單方面再保證把「對方的不安全感與誤判」視為主要問題，因此主張先降低自身威脅訊號；防禦性現實主義則把「對方利用力量優勢改變現狀」視為主要問題，因此強調先確保拒止能力。實際政策可能需要同時處理兩者：既不能讓防衛弱化到誘發機會主義，也不能讓每一項防衛措施都缺乏說明而被解讀為敵意。金門正是最需要這種雙重控制的場域。

4. 「備戰避戰」的戰略意涵與限制

整體而言，民進黨的兩岸安全戰略，已逐步發展為以不對稱防衛、全民防衛、國防自主與國際安全連結為支柱的「備戰避戰」體系。其核心邏輯不是以軍事力量改變現狀，而是提高中國使用武力或其他強制手段的成本，使其難以低成本改變現狀。賴清德政府則進一步以「以實力確保和平」強化這套論述，將八二三歷史記憶與當代國防政策相連結。

然而，「備戰」是否一定能產生「避戰」效果，仍取決於多項條件。軍事拒止能力可以提高對方動武成本，但也可能加劇安全困境，引發更多軍事與灰色地帶施壓。因此，有效嚇阻不能只有武器與兵力，還必須搭配危機溝通、政治訊號、國際支持與可控制升級的機制。

對金門而言，問題更加直接。金門距對岸極近，危機發生時居民承受的交通、醫療、能源、供水與物資風險，都可能遠高於台灣本島。因此，金門的「備戰」不能只追求「軍隊打得下去」，更必須確保「社會撐得住」。避難、醫療後送、交通備援、能源與供水韌性，都應被視為安全政策核心。

金門也因此凸顯民進黨路線的根本課題：它究竟只是國家整體防衛體系中的前沿節點，還是可以同時發展為危機降溫與和平制度的試驗場？真正成熟的金門安全政策，不應只在「增加軍事存在」與「單方面撤軍」之間選擇，而應同時追求防衛、降溫、民生韌性與居民參與。

換言之，「備戰避戰」在金門真正需要接受的檢驗，不是國防投入增加了多少，而是三個結果：能否降低對方冒險的誘因、能否減少灰色地帶事件失控，以及能否實際保障居民在危機中的生命與正常生活。

伍、備戰避戰與求和避戰的實證比較

近年中共海警頻繁進入金門限制水域，海巡署採取併航監控、廣播驅離與全程蒐證因應，中央拒絕將禁限制水域劃設權完全移轉海巡的提案，認為此舉可能削弱主權象徵（中央社，2026a；自由時報，2025）。賴清德在2026年八二三演說中將金門從「歷史戰場」轉化為「當代實力和平」的宣示平台，明確否定單方面非軍事化路徑。此一選擇強化了「備戰避戰」的可信度，但也加深中央與地方、以及黨內不同路線的鴻溝。未來若灰色地帶行動持續升級，民進黨勢必在「維持存在」與「避免擦槍走火」之間進行更精細的平衡。

或許應進一步追蹤施明德倡議的長期影響、地方民意變化，以及國際社會對金門灰色地帶的認知，以更完整評估此政策的效應與風險。未來評估政策成效時，可以建立更具體的地方指標，例如海警進入頻率與強度、執法事件是否出現傷亡、民眾對危機應變的信心、交通與醫療在緊張期間是否維持，以及地方交流是否因政治事件反覆中斷。這些指標比抽象判斷「更安全」或「更危險」更能呈現政策效果。若備戰能降低對方冒險行動，同時交流機制又能控制摩擦，才可視為較穩定的前沿治理；若兩者皆未改善，就需要重新調整政策組合。

「備戰避戰」與「求和避戰」不能只從政黨立場判斷優劣，而是透過民意調查、調查實驗、危機事件與兵棋推演，比較兩種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實際效果。現有證據顯示，兩者都具有作用，但效果取決於危機程度、受眾態度與政策訊號是否可信。

一、民意調查：民眾同時支持防衛與對話

近年陸委會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系列調查顯示，台灣社會最穩定的共識是「維持現狀」。2025年12月約85.1%受訪者傾向維持現狀，2026年3月約70.4%支持增加國防預算強化自我防衛。這說明多數民眾並不把「強化防衛」視為追求戰爭，而是將其視為維持現狀的工具。另一方面，台灣社會並不排斥對話。2025年10月調查顯示，86.4%支持在「對等尊嚴」前提下與對岸協商和平與繁榮；但若對話必須預先接受對方設定的政治條件，支持度便明顯下降。

因此，台灣主流民意並不是單純「要備戰」或「要求和」，而是較傾向「有能力自保，也願意在對等條件下談」。對求和政策而言，對等、可回復與制度保障，是建立社會支持的重要前提。

二、再保證信號的條件性效果

Fu（2025）的調查實驗發現，再保證並非任何時候都有效。在非危機情境下，對岸釋出的高成本善意訊號可以提高部分台灣民眾的信任；但在軍事危機期間，相同訊號不但效果下降，甚至可能使部分立場較強硬的受訪者更加不信任。這項研究說明，「求和」最重要的不是危機發生後突然釋放善意，而是在平時累積可信的合作紀錄。若長期缺乏溝通與履約經驗，危機中的和平訊號很容易被解讀為策略欺騙。

金門在這方面具有特殊條件。旅運、海難救援、漁業、醫療與海上執法等低政治敏感度議題，都可以在平時累積互信，使危機發生時仍存在可使用的溝通管道。

三、危機案例：威懾與再保證必須配合

2022年裴洛西訪台及其後對岸軍演顯示，台海危機中的政策訊號具有多重受眾。Chen（2025）的研究指出，美國政治支持對台灣民眾具有一定再保證效果，而中國軍演則試圖削弱台灣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

此一案例說明，軍事嚇阻可以提高對方行動成本，但也會引發反制。如果只有威懾而沒有降階出口，雙方容易進入持續加碼；如果只有再保證而缺乏實力支撐，善意又可能缺乏可信度。

因此，較穩定的危機管理應同時傳達兩個訊號：越過紅線會付出成本；停止升高則存在退出空間。對金門而言，海上執法、航線、警告程序與事件通報越清楚，小型摩擦越不容易快速升高。

四、歷史與兵棋：防衛重要，但不能只靠軍事力量

1995至1996年台海危機顯示，可信的防衛能力與外部支持可以抑制進一步升高（Ross 2000; Gunness and Saunders 2022）；2008至2016年的制度化兩岸交流則顯示，對話與互賴可以在一段時間內降低軍事緊張（Yuan 2016; Tsai and Liu 2017）。但兩者也都有侷限。軍事嚇阻可以降低短期戰爭風險，卻未必消除長期敵意（Ross 2000; Porch 1999）；經濟交流可以創造利益，也未必足以克服主體與身份政治衝突（Lin 2016）。

近期兵棋推演則進一步顯示，封鎖台灣並非北京可以低成本完成的行動，但能源、港口、物流與社會韌性仍是台灣的重要弱點（Cancian, Cancian, and Heginbotham 2025）。兵棋的真正意義並非預測戰爭結果，而是找出危機中最容易失效的環節（Cancian, Cancian, and Heginbotham 2023, 2025）。對金門而言，這些弱點更加突出。除了軍事防衛，更需要針對海空補給中斷、居民撤離、醫療、能源與政府制度延續進行情境規劃（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and AEI 2024; 金門縣政府 2025）。

五、綜合判斷：沒有單一策略適用所有情境

綜合現有實證，「備戰避戰」在危機升高、對方可能利用軍事優勢快速改變現狀時，較具有立即效果；「求和避戰」則在危機較低、雙方仍有議價空間時，更有機會降低敵意與誤判。換言之，兩者並非二選一，而應依情境調整。平時可透過交流、海上通報、救援與民生合作累積互信；灰色地帶壓力升高時，由海巡與執法體系維持主權並控制升級；真正進入軍事危機時，則以防衛能力與民生韌性防止快速失序，同時保留危機溝通與退場機制。

對金門而言，這種「分層安全」比單純全面撤軍或持續軍事化更符合地方現實。真正的政策問題不是「備戰還是求和」，而是如何讓防衛能力、和平機制與居民生活安全在不同情境下各自發揮作用。「備戰避戰」與「求和避戰」之間的取捨保有彈性，不是放棄防衛，也不是把金門永久維持在戰爭前線，而是建立一套能夠在平時降低敵意、危機時避免誤判、戰時保障居民生存的和平安全制度。

表1 「備戰避戰」與「求和避戰」的條件性比較

陸、金門的第三條路：從「休戰」走向「享太平」

金門非武裝中立化、非軍事和平特區或永久非軍事區等等各種訴求，至今都不是已完成的政策，而是持續被討論的倡議。這些構想共同反映一個核心問題：金門是否只能在「強化前線防衛」與「單方面降低軍事存在」之間選擇？我們所提出的「第三條路」，並不是在「備戰避戰」與「求和避戰」之間尋找折衷，而是重新界定金門的安全目標：金門不能再被視為下一場戰爭首先承受代價的前線，也不能在缺乏對等保障下單方面解除防衛。

金門真正需要保障的，不只是領土安全，更包括居民的生命、財產、社會福利、交通醫療、自由生活與地方自治。和平的意義，也不能只是「今天沒有在戰」，而應進一步建立一套能夠長期降低戰爭風險、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的制度。

因此，金門應從過去兩岸「休戰」的狀態，進一步走向制度化的「享太平」：以福建永久終戰、逐步降低軍事對峙、危機溝通、居民權利保障與地方民主參與為基礎，使金門不只是暫時沒有戰爭，而是真正建立可以持續、可以驗證、可以保障居民生活的太平秩序。

一、歷史演變：從絕對軍事化到漸進去軍事化

1949年後，金門長期處於高度軍事化狀態。1956年戰地政務實施後，地方行政與居民生活全面服從軍事需求，金門被定位為反攻前線與「以戰止戰」的軍事堡壘（Szonyi, 2008）。這套體制雖有其冷戰背景，卻也使金門居民長期承擔軍事管制、戰爭風險與地方自主受限的成本。1992年戰地政務終止後，金門開始進入漸進去軍事化階段。駐軍大幅裁減、地方自治恢復，軍事設施逐步轉作觀光與文化用途；2001年小三通啟動後，金門更由軍事前線逐漸轉向兩岸交流節點（陳威志，2025；Gandil, 2025）。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過程並非「全面撤防」，而是在維持主權與必要安全能力的同時，逐步降低軍事對地方社會的支配。金門的經驗因此證明，安全政策並非只能在「全面軍事化」與「完全撤軍」之間二選一。這也為「第三條路」提供重要基礎：未來金門的太平轉型可以採取漸進、可回復的方式，逐步調整軍事功能，降低實際效益有限卻增加居民風險的部署，同時強化海巡、預警、民防、醫療、能源與民生韌性。去軍事化的目的不是製造安全真空，而是把安全重心由「把金門變成戰場」轉向「讓金門即使面對危機，也能維持生活與制度運作」。

二、地方倡議、民意與安全困境

近年金門地方逐漸出現更明確的非軍事化倡議。2023年2月，金門縣議會8名議員分別組成「跨黨派問政聯盟」與「無黨籍聯盟政團」，共同倡議金門成為「永久非軍事區」。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隨即表示支持，並指出其多年來即主張將金馬轉型為和平區，另提出《金門、馬祖和平特區條例草案》，主張透過全面撤軍降低兩岸擦槍走火的風險。他並將非軍事化與金馬居民的地方自主相連結，認為小三通、交通、飲水、電力、物流與觀光等攸關居民生活與發展的事項，不應長期被置於兩岸「大局」之下（中央通訊社，2023c）。

這起事件顯示「金門和平化」已不再只是個別政治人物的倡議，而曾進入地方議會跨黨派政治議程；但就該篇公開倡議而言，施明德方案仍以金馬單方面全面撤軍為主要起點，能否換取對岸對等克制，仍是安全上的關鍵疑問。這也凸顯本白皮書「第三條路」與既有非軍事化主張的差異：不是先撤軍再等待善意，而是先建立對等、可驗證、可回復的終戰與軍事克制機制，再逐步調整軍事存在。

地方民意亦呈現較強的和平化傾向。相關地方調查顯示，多數受訪者支持將金門建設為「非戰和平區」，也有相當比例支持縮減駐軍或調整為以海巡、防災與民生安全為主的治理模式。不過，「支持和平區」並不等於支持無條件撤軍。真正需要進一步釐清的，是居民對撤軍幅度、海巡替代、對岸對等克制、外部監督與地方公投等具體制度的態度。

中央政府則對單方面非軍事化保持高度疑慮，主要擔心形成防衛真空、削弱整體嚇阻，甚至使金門更容易受到灰色地帶壓力。這種中央與地方的落差，不應只停留在「國安」與「和平」的政治標籤，而應進入正式風險評估。較可行的方式，是由國防、海巡、陸委會、金門縣政府、地方議會與專家共同評估不同兵力、執法與和平方案的成本、效益及居民影響。

從安全困境角度看，降低軍事存在確實可能傳遞和平意圖，但單方面善意並不必然換來和平。若對岸沒有同步限制軍事、海警或其他灰色地帶活動，非軍事化可能被解讀為安全真空，而不是中立。金門的地理與力量不對稱，使任何和平安排都不能只依賴善意，而必須轉化為可觀察、可驗證的相互克制。

因此，「中立」不能靠單方面宣布成立。真正可行的和平安排，至少必須具備四項條件：地方民意明確授權、中央法律與安全保障、對岸提出對等克制，以及具有可信度的監督與違約處理機制。同時還必須防範海警、行政、經濟與其他灰色地帶手段在非軍事化後逐步改變現狀。

金門真正需要的是一套「雙重保險」：一方面降低因前線軍事化而首先承受戰火的風險；另一方面避免因防衛空缺而成為容易被逐步改變現狀的目標。這也說明，第三條路並不是簡單撤軍，而是一項比現狀更需要對等協議、法律保障、查核監督與危機應變的和平安全工程。

三、金門作為緩衝區：與韓半島DMZ的比較

將金門與韓半島非軍事區（DMZ）相比，可以幫助釐清「非軍事化」要真正具有和平效果，需要哪些制度條件。兩者都具有冷戰前沿與緩衝地帶的特徵，但法律基礎、地理條件、權力結構與主權爭議並不相同，因此不能直接照搬韓半島模式。

1. DMZ的核心不是「沒有軍隊」而是制度

韓半島DMZ源自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雙方軍隊自軍事分界線各後退約兩公里，形成約四公里寬的緩衝帶，並建立停戰、監督與通報機制。DMZ真正值得參考的，不是表面的「非軍事」，而是四項制度條件：有正式終戰協定、有相互對等的軍事後撤、有明確的管制範圍，以及有監督與違約處理機制。即使今日DMZ外圍仍維持高度軍事部署，其制度至少讓雙方清楚知道哪些區域不可進入、哪些行動構成違約，也提供最低限度的危機管理框架。對金門而言，這代表和平安排並不等於完全取消安全力量，而可以採取軍事力量後撤、海巡與警政維持、敏感區域限制，以及技術監測等多層次設計。

2. 金門與DMZ之間存在四項關鍵差異

第一，台海至今沒有正式停戰協定。金門非軍事化目前主要仍是地方倡議，缺乏兩岸共同簽署、可以執行的停戰框架。

第二，地理與軍力條件高度不對稱。金門距廈門極近，若只有金門單方面撤軍，很難形成像DMZ一樣具有明確距離的雙向緩衝區。

第三，主權爭議性質不同。北京主張對金門擁有主權，因此任何特殊和平安排，都必須避免被解讀為對最終主權歸屬的預先決定。

第四，目前缺乏雙方都能接受的監督機制。即使達成軍事克制，也仍需回答誰負責查核、如何認定違約，以及違約後如何恢復原有安全措施

因此，金門和平制度必須回答四個基本問題：誰與誰協議、限制哪些軍事活動、誰負責監督，以及違約如何處理。

3. 台海特殊權力結構下的可行性

在兩岸力量高度不對稱下，金門若單方面非軍事化，未必會形成穩定中立區，也可能被解讀為安全真空，因此，第三條路不能以「金門先撤軍、再等待對岸善意」作為制度起點。更可行的方式，是把非軍事化建立在「對等」與「可驗證」之上。例如，金門逐步降低特定軍事部署的同時，廈門及鄰近沿岸也同步限制特定部隊、武器與軍事活動；雙方並建立通報、查核與違約回復程序。任何協議都應明確規定，金門和平安排只處理局部軍事風險，不涉及兩岸最終政治與主權安排。如此才能避免「和平區」被轉化為政治統一或主權讓步的工具。

4. 從DMZ得到的政策啟示：先終戰，再談撤軍

韓半島經驗最重要的啟示，是「非軍事區」通常不是和平的起點，而是終戰制度的結果。因此，金門較合理的順序也不應是先全面撤軍，而是先建立海上事件通報、人道救援與敏感區域相互克制；履約穩定後，再限制特定軍事活動與部署；待查核、監督與互信機制成熟，再逐步討論更高程度的相互軍事後撤。這種方式具有漸進、可驗證、可回復的特性，也能降低一次性政治承諾失敗所造成的安全風險。

四、台澎金馬的差異化安全路線：從有限守備到戰前終戰

1. 同一防衛承諾，不同前線條件

近年中央政府無論主張「備戰避戰」或「以實力確保和平」，都將台澎金馬納入整體國家防衛體系。金門並未被排除於國家防衛承諾之外，但「都要防衛」並不代表「都必須用完全相同的方法防衛」。

金門緊鄰福建沿海，在軍事縱深、增援條件、民生往來與灰色地帶風險上，均與台灣本島不同。今日金門的安全模式，也早已不是冷戰時期的大規模重兵駐防，而是有限守備、戰備訓練、海巡執法、民防與危機克制並行。這是跨越多任政府逐步形成的結果，而非任何單一政府的政策產物。

金門要面對的真正問題不是「中央有沒有防衛金門」，而是現有防衛方式是否適合金門。對台北而言，金門仍是整體嚇阻的一環；對居民而言，真正關心的則是高強度危機發生後，有限守軍是否足以改變戰局、外援能否及時抵達，以及居民是否會再次成為戰爭首先承受代價的一方。

2. 從有限守備到戰時談判：陳玉珍案例的前線困境

2023年，日本媒體在金門採訪陳玉珍時，提出解放軍無流血控制金門縣政府的極端假設。報導記載，她在回應接受占領後反問：「除此之外還有別的答案可以選嗎？」（安田峰，2023）。2025年她再次表示，若解放軍登陸而自己擔任縣長，將優先與對岸談判，以居民安全為先（民視新聞網，2025）。若將兩次說法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套明確的時間邏輯：當軍事危機已經發生、甚至對方已取得前線優勢後，再由地方領導人臨機談判，以降低居民傷亡。這比較接近「戰時臨機談判」與「危機後損害控制」，而不是事前建立的和平制度。

問題就在於談判發生得太晚，當金門仍維持完整行政、司法、選舉、土地、金融、健保與社會保障制度時，仍有較大的條件可以協商；一旦解放軍登陸、交通遭切斷或行政機關受到軍事控制，金門所能掌握的談判籌碼便可能快速下降，甚至消失（Fearon, 1995; 1998；Powell, 2006）。因此，真正需要追問的不是政治人物「敢不敢打」，而是：既然戰爭發生後金門的選擇可能急遽減少，為何不把談判提前到仍然擁有完整制度、居民權利與議價空間的和平時期？

3. 第三條路：把談判從戰時提前到戰前

我提出的「第三條路」，核心正是把談判的時間點向前移，並提出優先爭取「金廈永久終戰」；同年八二三紀念日前後，又進一步倡議「福建永久停戰」與「金廈和平撤軍」協議。其核心不是單純增加交流，也不是等待戰爭發生後再求和，而是在戰爭發生以前，以制度方式將金門排除於未來軍事衝突之外。這條路線與「備戰避戰」的差異，在於不把金門安全完全寄託於戰時拒止；與「戰時臨機談判」的差異，則在於不等到軍事力量已決定談判位置後才開始交涉。

金門真正需要的，是在仍然擁有完整地方治理、居民權利與談判籌碼時，提前建立對等、可驗證、可回復的停戰與軍事降階機制。因此，第三條路的核心可以濃縮為一句話：不是等戰爭來了再求和，而是在戰爭來以前把和平制度談下來。

五、從「戰時求和」到「戰前講和」：兩種路線的政策比較

金門真正面對的問題，不只是「會不會發生戰爭」，而是如果兩岸衝突真的爆發，金門是否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失去選擇權。由於金門距離廈門極近、增援條件有限，一旦對岸形成軍事侵略既成事實，地方政府與居民所面對的就不再是「要不要談和平」，而很可能是「抵抗、投降，或接受被接管」的最後選擇。

我們所提出的第三條路，核心不是單純降低戰爭機率，而是更進一步避免金門走到「被迫投降」的局面。真正有意義的和平，不應建立在敵軍已經登陸、政府已經失去控制之後，而應在金門仍然保有完整制度、行政權、土地權、社會福利與民主選擇時，事先建立雙方都必須遵守的終戰安排。換言之，金門需要的不只是「避戰」，更是「免戰」；不只是「戰時求和」，更是「戰前講和」；最重要的是，不讓金門鄉親有一天被迫在戰火與投降之間做選擇。

1. 國民黨的「求和」：交流可以降低緊張，但不能取代終戰制度

近年國民黨與金門部分政治人物強調恢復兩岸交流、小三通、經貿往來與地方溝通，這些政策確實可能降低日常敵意，也可能為金門帶來觀光、交通與經濟利益。交流不等於和平，往來也不等於終戰。

即使小三通完全恢復、陸客重新來金、金廈交流更加密切，只要兩岸之間仍然沒有正式的「不對金門使用武力」安排，對岸在政治與軍事上仍然保有以強制方式改變金門現狀的能力。換言之，交流可以改善現在的生活，卻不必然改變戰時金門可能被接收的結構。

這正是國民黨「求和避戰」在金門最大的限制：它強調「多交流就比較不容易打仗」，但沒有進一步回答——如果交流失效、政治關係惡化，甚至對岸真的採取軍事行動，金門要靠什麼制度避免被迫投降？因此，從我的角度看，金門需要的不是單純把交流做得更多，而是把「不打金門、不接收金門、不以武力改變金門現狀」變成雙方必須履行的制度義務。

2. 陳玉珍委員的立場之盲點：最大的問題不是願不願意投降，而是為何只剩投降

2023年3月，日本集英社《週プレNEWS》刊出金門現場採訪。報導提出假設情境：如果人民解放軍突然秘密登陸，在沒有大規模流血衝突的情況下控制金門縣政府，金門是否接受其統治（安田峰俊，2023）。報導記載，當時任金門立委陳玉珍被問到這個問題時，她表示會「接受占領」，並反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可以選擇的答案嗎？」2025年，她在另一場公開討論中亦表示，如果解放軍登陸金門而自己擔任縣長，她會「去跟他談」，並詢問對岸取得金門之後的政治與軍事目的（民視新聞網，2025）。

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陳玉珍個人是否「勇敢」或「怯懦」，而是這種思維本身已經把政策起點放在錯誤的位置，金門面對的最大問題不是願不願意投降，而是為何只剩投降的選擇？如果等到解放軍已經登陸、政府機關已被控制、交通補給受到封鎖，地方政治人物才開始「求和」或「談判」，那時所謂談判已經不是平等協商，而是在軍事既成事實之下尋求降低傷亡以及投降後的安排。目前的最大問題，不是「要不要投降」，而是為什麼金門會被逼到只剩投降的地步？陳玉珍實際上是走上一種第三條路：「從求和避戰到避戰迎降」，我們提出的「從講和免戰到終戰免降」是另一種第三條路。

「講和免戰」是要把政治選擇的時間點往前移，不要等到對岸政權統治進來以後才問「還有沒有其他選擇」，而是在休戰時期就創造另一個選擇的可能性，透過正式終戰與和平撤軍協定，使金門不必走到被迫投降的最後關頭。

3. 「求和」與「講和」的根本不同：一個是事後善後，一個是事前改變規則

我們必須清楚區分「求和」與「講和」，「求和」通常發生在權力已經高度不對稱、危機甚至戰爭已經發生之後。弱勢一方為了避免更大傷亡，只能向掌握軍事優勢的一方請求停止行動。這種做法或許能減少傷亡，但本質上是危機爆發後之善後。這邊說的危機是「投降的危機」，「講和」則不同，講和是在雙方仍未交戰、原來制度仍正常運作、金門仍然掌握自身行政與民主制度時，透過正式協定，事先把彼此的行動範圍寫清楚。

兩者最大的差異，就是有沒有選擇權的議題。戰時求和，是因為已經沒有選擇，只能希望對方停止。戰前講和，是趁還有選擇時，先共同約定不能動武。更重要的問題是戰時求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金門的處境中，守軍只有三千左右。因此，我的政策不是「對岸政權來了之後不要抵抗」，而是在對岸政權還沒有來之前，就透過制度讓它不必來。這也是「講和免戰」與「求和避戰」最根本的差異，「講和免戰」在金門實際上就會「終戰免降」。

4. 先終戰，再撤軍：「從講和免戰到終戰免降」

我提出的第三條路，不是期待台北政府單方面從金門撤軍，也不是把金門的安全寄託在北京的善意，而是主張「先講和免戰、後終戰免降」。

第一步是建立「金廈永久終戰」或更進一步的「福建永久停戰」框架，讓雙方正式確認不再以武力處理金門問題。

第二步是簽署「金廈永久終戰及和平撤軍協定」，金門降低或撤除軍事部署，必須建立在對岸同步履行軍事克制義務的條件之上，包括不得對金門實施軍事攻擊、軍演威脅、海空軍事壓迫或以灰色地帶手段改變現狀，直至協定簽署後雙方從金廈撤軍。

第三步是建立可驗證、可監督、可回復的機制。和平不能只靠口頭承諾，如果任何一方違約，協定必須有明確的通報、查核與處理程序。

第四步是確保金門原有制度不變。任何安排，都必須保障居民現有的土地所有權、金融契約、健保、退休制度、教育、司法救濟、選舉權與地方自治，避免和平協定反而成為改變居民生活制度的工具。

以上就是所謂的「終戰免降」，不是用投降換和平，而是用終戰避免投降。不是等對岸政權接收金門之後才談條件，而是在金門仍然保有完整制度與談判能力時，先把「不必接收金門」變成雙方的制度責任。

5. 藍綠之外，金門需要自己的第三條路

長期以來，金門的安全議題經常被放進藍綠兩黨的框架。民進黨的答案是「備戰避戰」：提高防衛能力，使對岸不敢進攻。國民黨的答案則更多是「交流求和」，恢復九二共識、擴大兩岸交流，希望透過關係改善避免衝突。但這兩條路線對金門都有其侷限。

民進黨的路線仍然預設金門是國家整體防衛體系的一部分，一旦台海爆發衝突，金門仍然會首先承受軍事風險。國民黨的路線則把大量期待放在交流與關係改善之上，卻沒有建立一套足以確保「即使兩岸政治關係再次惡化，中國仍不能以武力接收金門」的制度。我所提出的第三條路不是藍綠折衷，而是從金門自身的條件重新出發。

金門距離廈門只有數公里，不可能照搬台灣本島的軍事邏輯，但金門也不能因為軍事力量不對稱，就只能接受「對岸已經接管真的來了以後再談」。真正符合金門利益的選擇，是在還有制度、還有談判籌碼、還有民主選擇時，主動建立終戰制度。這條路可以概括為「從講和免戰到終戰免降」，它要解決的不是「戰爭開始後怎麼辦」，而是如何讓金門永遠不要走到被迫投降的那一天。

金門真正需要的和平，不應是「解放軍來了，只能接受」，而應是「解放軍不必來，金門也不再成為軍事前線」。總結來說，第三條路是：永久終戰、對等撤軍、制度不變，讓金門從「等待下一場危機」走向「主動創造太平」。

6. 福建永久終戰構想、政策主張與制度設計

此一構想既非單純「反戰」、「投降」論述，也非已實現的和平方案，而是一個仍在爭辯中的「可能路徑」。它的核心問題是：能否把目前「沒有大規模戰爭、但缺乏正式終戰安排」的模糊狀態，轉化為具有規則、程序與居民保障的局部和平制度。這種思考不必預先決定兩岸最終政治關係，而可以先處理金門最迫切的風險，包括軍事活動邊界、居民制度延續、海上執法、交通與危機通報。若能將終局爭議與地方風險治理適度切割，金門才可能取得比現狀更穩定的安全空間。

透過與緩衝區案例（如韓半島非軍事區）的比較，可進一步釐清「去武裝的中立」在台海特殊權力結構下的可行性。因此，比較案例的作用應是幫助政策設計者列出必要條件，而不是尋找可直接複製的模板。韓半島等緩衝安排的共同經驗都顯示，和平制度需要明確的法律地位、各方可接受的監督方式與對居民權利的持續保障。金門若要形成自身模式，必須根據兩岸特殊法制與地理條件重新設計，尤其要避免把「非軍事」誤認為「無治理」，因為安全力量的形式改變後，警政、海巡與公共服務反而需要更高能力。

除了韓半島DMZ所提供的軍事停戰經驗，香港特別行政區亦從另一個面向提醒金門：特殊政治安排能否持久，不只取決於名稱或政治承諾，而在於權限與居民權利能否獲得可預期的制度保障。香港與金門在主權及政治條件上並不相同，因此不能將香港經驗直接套用於金門；但其經驗說明，任何高度自治安排都必須處理中央與地方權限、司法救濟、財產權、社會制度以及政治承諾能否持續等問題（施明德，2020）。因此，我們所稱「第三條路」並非複製香港，而是試圖在現狀未被預先改變的情況下，以終戰協定與法制設計提高居民制度保障的可信度。

柒、終戰協定的緊迫性──台灣出事，金門就大件事

一、台海爆發衝突或封鎖時的金門風險

台海若爆發衝突，金門依然有三千駐軍，亦經常演練，定必首當其衝，解放軍必須先接收金門，確保廈門不會受到金門駐軍攻擊，結果是金門軍民被迫投降。這類情境推演應被理解為風險假設，而不是必然預言。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金門距離廈門極近、補給與增援條件有限，一旦台海進入高強度軍事衝突，地方很可能面臨比本島更短的決策時間與更高的制度中斷風險。因此，政策不能只討論軍事上「守多久」，還必須預先規劃居民避難、醫療、通訊、金融與行政服務如何延續，並思考是否能透過局部協議降低金門被納入第一波軍事行動的誘因。

投降的後果就是制度上的急遽改變，祖地家產就沒了，健保，退休金更精確地說，居民真正擔心的並不只是軍事上的投降，而是政治控制改變後，既有生活制度是否突然失去可預期性。土地登記、存款與金融契約、健康保險、退休給付、教育制度、選舉權利與司法救濟都屬於日常生活的基礎。任何和平方案若只談撤軍而不談這些制度如何被保障，就無法回應居民最核心的安全感。因此，「制度延續」應被列為金門停戰或特殊安排的明文議題，而非事後再處理。

金門在地理上被迫成了前線，一旦台灣出事，金門不可能置身事外。若金門被對岸無預警接收，我們目前的制度會遇到急遽的改變，土地所有權，健保，政經制度以及各種金融與退休金安排等都不再有保障。這也使「維持現狀」在金門具有比抽象主權更具體的含義：居民希望維持的是既有生活秩序、財產保障、公共服務與政治權利，而不只是地圖上的控制狀態。若政策能把這些項目列成可檢驗的保障清單，便能讓和平討論從宏大政治敘事回到居民需求。例如，任何協議都應明確處理司法管轄、社會福利、金融契約、教育與地方自治的連續性，並設定違反保障時的處理程序。

金門鄉親可能都沒有想過，一旦無預警下被接收後，金門就沒有太大的利用價值。長遠來說一定被邊緣化。邊緣化的風險要從發展角度評估，前線地位雖然帶來特殊政策資源與關注，但一旦政治情勢改變，地方可能失去原有戰略價值，又尚未建立足以自我支撐的產業與制度能力。因此，第三條路不能只是一份安全協議，也應與長期發展策略連結，讓金門的價值從軍事前哨轉向教育、國際交流、文化保存與跨境服務，使地方不必依賴「有衝突才重要」來獲得資源與能見度。

二、金門地位與終戰框架

金門休戰區屬福建，本來就中國領土，台澎從來沒有發生中國內戰，要結束內戰就是要結束福建內戰，簽署金廈終戰協定就是要為金門帶來太平。此一主張在法律與政治上具有爭議，因此更適合被表述為一種需要驗證的政策框架，而非既定事實。重點在於能否把1949年以來從未正式終戰的歷史狀態，轉化為局部終戰的制度切入點，並在不預先解決台灣整體政治地位的情況下，先處理金門的安全風險。若此路徑要變得具有可行性，就必須處理中央憲政權限、對岸談判主體、地方同意程序與國際見證的法律基礎。

當下最重要的是要確立談判前的金門事務的優先順序：

• 1.福建永久終戰協定：先建立雙方不以武力處理金門爭議的基本框架，明確規範適用區域、禁止行為、通報機制、監督方式與違約處理，並將居民生命財產與既有制度延續列為優先保障。
• 2.軍事治理協定：在終戰框架成立後，再協商軍事活動範圍、兵力與重裝備配置、演訓距離及海空接觸規則，採分階段、可驗證方式降低前線軍事風險，而非一次性形成安全真空。
• 3.政治治理協調：處理地方自治、司法與行政服務的連續性，確保任何特殊安排均不因政治談判而突然改變居民既有選舉、教育、社會福利、財產與救濟權利，並建立地方參與及定期檢討程序。
• 4.經濟治理協調：在安全與政治規則明確後，再推動交通、觀光、醫療、經貿與公共服務合作，建立風險分散與爭端處理機制，避免金門因單一依賴對岸市場而形成新的經濟脆弱性，國際化可以減少兩岸僵持下的風險。

三、金門不必老是當哨站

賴清德總統在2026年823砲戰紀念活動中口口聲聲說「寸土不讓」，實際上在金門採取棄戰待降的消極策略（中央通訊社，2026c）。對台北政府來說，金門只是一個哨站，什麼是哨站？哨站的功能是對可能的攻擊提前發出預警，對於越來越緊張的情勢，哨站的哨兵是隨時會被犧牲的，而且犧牲了也沒什麼大不了。金門人不要再當哨兵，哨站不再是哨站的唯一可能是，將哨站去武裝化，然而單方面去武裝化是達到不免降的。因此，金門不純粹是哨站，廈門也是對岸的哨站，如果兩邊都撤哨，解除正規武裝，展示最大的誠意，北京不必否認台北在金門治理的事實，台北不必將金門的治理讓渡給北京，但亦不能否定福建內戰並沒有真正終止。

對台北政府來說，他們不必同意台澎是在內戰框架下，當年蔣介石意外地將金門守下來，造成台北政府在金門的治理現實，但金門之所以有戰爭及長達幾十年的砲戰反映金門的法理治權是有爭議的，但終戰協定並不必然否定雙方對金門主權的宣示，只是在不否定事實治理的前提下和平撤軍，兩岸萬一發生武裝衝突，金廈方可幸免被波及，也就是說，雙方失去放哨功能的哨站不會受到攻擊。

賴清德多次強調中國併吞台灣的威脅並未消失，並援引美方與國際評估指出，北京以2027年前完成武統軍事準備為目標；總統府澄清，這並非斷定中國將於2027年出兵（中央新聞社， 2025；總統府，2026），他強調，中國能否如期達標是一回事；台灣要「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做最壞打算、最好準備。

那麼為何不增兵金門呢？這個年代不用增加實體的兵力，可以部署超多的無人機，這才是備戰避戰，可惜這條路在金門是不通。金門並非沒有防衛需求，但當地主流民意並不支持重新軍事化。2023 年佛光大學民意研究中心調查顯示，近八成金門受訪者贊成建設「非戰和平區」，逾七成支持縮減駐軍或改以海巡、防災功能為主；同年縣議會並通過「永久非軍事區」等主張（金門通訊社， 2025）。在這種民意與小三通生活結構下，若在金門大幅增加可對大陸投射的兵力或攻擊型無人機，很容易被地方視為把金門再次變成打擊目標，而非單純的備戰避戰。按照民意，增加軍事部署只會容易被視為是挑釁。賴總統在金門無法亦沒有在備戰，只能是「待降避戰」。

陳玉珍立委接受《每日電訊報》訪問時說，駐軍減少「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讓這座島不那麼具攻擊價值」，以降低成為目標的風險；並指一旦衝突，台北增援金門不會是優先（香港01，2025）。她的路線是要走「從求和避戰到避戰迎降」，然而，金門最想要的不僅是免戰，更是免降，而不是避戰而已。按照目前的狀況，既無法避戰，亦無法避降，我們提出的「從講和免戰到終戰免降」是另一種第三條路，既非「待降避戰」，亦非「避戰迎降」，目標是享太平，策略是「從講和免戰到終戰免降」。2023 年 2 月 6 日，金門縣議會跨黨派／無黨籍政團發表四大主張，包括金門成為「永久非軍事區」、金廈大橋、擴大經貿、和平示範區；縣長陳福海到場支持（中央通訊社，2023a；台灣英文新聞網，2023）。

這些單方面的做法，是不會被台北政府接受的。四大主張一出來，陸委會幾乎立刻切割。2023 年 2 月 9 日，時任發言人邱垂正說：金廈大橋涉及國防安全、金門長期發展、社會秩序、國族認同、兩岸關係與地緣政治，政府並無推動金廈通橋的政策與規劃；並指中共向來把金馬當統戰優先目標，「習五條」要率先實現金馬與福建沿海通水、通電、通氣、通橋（自由時報，2023）。我們主張的是兩岸談判福建永久終戰，金廈和平撤軍，這是雙方的協定，而非金門的單方面舉措。

一般來說，兩岸未來的關係只有三個可能：

1. 兩岸一直維持現狀，

2. 兩岸經過武裝對決而「統一」，

3. 兩岸經過武裝衝突但沒有「統一」。

先談第一個可能，兩岸一直維持現狀，那就是關係起伏，有緊張也有舒緩階段，但始終沒有再發生武裝衝突，但對金門而言，只要兩岸武裝衝突的風險仍在，那就仍要面對被迫投降的風險。簽署金廈永久終戰及和平撤軍，能在很大程度上紓解被迫投降的風險。

第二種可能是兩岸經過武裝對決而「統一」，這意味對岸成功以武力併吞台澎金馬，就結果而言，金門的制度改變或許會跟台澎的制度改變一樣，但就過程而言，金門在開戰時便隨即被迫投降，原因是金門只要一日有守軍，廈門就會受到攻擊的威脅，解放軍必須先接管金門，解除金門守軍的武裝，免除後顧之憂。

第三種可能是兩岸經過武裝衝突但沒有完成「統一」，只要經過武裝衝突就是沒辦法維持當初的現狀，但衝突後再衝突的可能性便越高。不過，這對金門而言，比較重要的是若然沒有在衝突之前簽署終戰協定，完成金廈和平撤軍，那麼金門無可避免要被迫投降。武裝對決下在過程中如何免戰及免降才是金門要關心的，簽署終戰協定大大提高免戰及免降的可能。

「講和免戰」是推動金門成為去軍事的太平區，一旦終戰並和平撤軍的協定簽了，那就進入「終戰免降」的狀況。或許會有人說，跟對岸簽協定可信嗎？那麼我們只能說大小三通及ECFA等協定目前都是按照慣例及規則運作。簽下來的協定當然可以被更改，有可能是雙方同意下的改動，也有可能是單方面的破壞協定。

協定在兩種情況下會變成廢紙，其一就是解放軍拿下台澎實施統治，兩岸在武裝衝突後「統一」了，金門的治權亦會易手，治權歸一，主權歸屬也確立，福建當然不會有內戰，台北政府亦改絃易轍，原協定失效。其二就是對岸本身發生內戰，若對岸發生全面內戰，有可能是各省份宣布獨立，如果福建省獨立，那麼就要看這閩國要不要承認金廈終戰協定，不承認的話，那金門就會出現被接管的危機。

四、具體主張、政策效果、願景與政治限制

若「享太平」是目標，我們可以爭取合適的機制，恢復金門福建省政府的運作是金廈終戰或進一步的政治及經濟協商的可能方式，

• 1.福建省內要有不再內戰的保證：此項保證應具備書面化、對等與可驗證性，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宣示；至少應涵蓋不使用武力、不以灰色地帶手段改變金門現狀，以及突發事件必須透過固定管道處理。
• 2.位處金門的福建省政府恢復運作後，兩岸福建省政府獲得授權談判及簽署福建永久終戰協議：相關授權必須先釐清現行憲政與兩岸法制權限，並由中央建立明確談判範圍，避免地方協商超越法定權限或被解讀為治權讓渡。
• 3.有關金廈終戰的協議經金門議會或公投同意確認，生效日前北京政府及台北政府分別完成廈門及金門撤軍，之後金廈不會再有軍事活動：若採此路徑，應設定分階段生效、對岸同步履約與第三方驗證條件，確保居民同意是在充分資訊與具體安全保證下作成。
• 4.對岸福建省政府之後不再有針對金門的軍事活動，此項義務應具體化為可觀察規則，包括限制特定區域演訓、海空軍事活動與具脅迫性的灰色地帶行動，並設置爭端通報與違約後恢復措施的程序。

理想上，協定在國際社會的見證下，金廈能不被戰爭波及的話，就大大減少有被迫投降的風險，原來的制度亦可以大致不變，這才是維持現狀的可行之道。這種制度設計的重點應是讓居民不必在「被攻擊」與「被接收」兩種風險之間選擇。國際見證若能成立，可提供一定的政治成本與透明度，但仍不能取代具體執行機制。協定需要明確列出禁止行為、監測方式、爭端處理、違約後果與居民制度保障，並設計在情勢惡化時的緊急協商程序。只有把和平安排轉化為可操作規則，才有可能讓「維持現狀」從口號變成可持續的地方治理。

若雙方都開展了談判解決金廈永久終戰難題，發生故意為之的軍事衝突的機會有望大幅降低，這樣可望能緩和兩岸對立，同時亦可促進台海安全。此外，談判本身也可能具有降低誤判的附帶效果，當雙方建立固定代表、議程與資料交換程序，即使短期無法達成最終協議，也能增加對彼此行動的可預測性，並提供處理突發事件的聯繫管道。不過，談判不應被視為和平保證；如果一方利用協商時間持續改變現場，反而可能削弱信任。因此，對話與現場行為必須同步檢驗，讓履約表現而非政治宣示成為判斷談判是否值得持續的主要依據。

捌、結語──「享太平」作為目標與「永久終戰」作為策略

金廈若能徹底祛除軍事對峙，永久終戰享太平，金門更容易能吸引國際資金及人才，亦會讓更多僑胞特別是年輕人回到金門的家落地歸根，一同打造重環境、保傳統的永續和平島。金門會在安穩的環境下繼續擔當兩岸橋樑，而整個金門更會成為吸引全球目光的世界珍寶。在此願景下，和平本身不是發展的終點，而是讓金門重新配置資源的前提。當地方不再需要以高度軍事化維持存在感，閒置營區、戰地遺產與跨境位置就可能轉化為文化、研究、教育與國際交流資產。青年是否願意回流，也取決於和平是否能帶來穩定工作、可負擔居住與更開放的生活機會，而不是只靠政治口號吸引返鄉。因此，永久終戰若要成為地方發展戰略，必須與產業、教育、住宅與文化政策形成整體藍圖。

金門縣民要避免被個別政黨及政客綁架，成為對付台北的棋子，製造台灣與金門的對立，這些對抗對金門毫無助益，其實金門鄉親即使再關心台、澎的前途亦沒有什麼可以施力的地方。台北政府則將似乎所有金門與對岸關係的議題都看成是統戰問題，無法提出實際解方，在朝野的盲目對立下，金門成了最大輸家。要避免金門被再次工具化，關鍵在於建立一套能讓地方居民實質參與、又不脫離國家法制的決策程序。涉及重大安全與兩岸協議的事項仍需中央權限，但地方應擁有充分資訊、公開聽證、議會審議與必要的民意確認機制，使金門不是只在選舉期間被引用為政治象徵。當不同立場都必須提出可檢驗的風險評估與替代方案，政治競爭才可能從「親中／抗中」的標籤，轉向居民究竟如何獲得更長期、安全且有尊嚴及太平的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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